孙利天，男，1952年生，吉林省舒兰市人。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1982年1月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留校在马列主义教研部哲学教研室任教。1988年师从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以《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博士论文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任副教授，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任博士生导师。1991年任吉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副主任，1994年至2001年任主任。2001年7月转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工作，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任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现任吉林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1996年当选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学科专家，2002年任吉林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委员，2004年当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011年被选为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组成员。2010年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3任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2017年度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是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带头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创建者。

结缘吉大

记者：能否谈谈您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以及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

孙利天：这可以追溯到我16岁的时候。当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没有什么书可以读，我从我们中学语文老师那借到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读不懂这本哲学教材，只是断断续续看了一些，没想到从此和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70年，我到县城工作以后，当时全国一再掀起学习哲学的热潮，我曾读过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大学的《欧洲哲学史简编》、一兵著的《逻辑学讲话》、前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等理论书籍，也读过几本马列原著。当时的知识基础和文化修养使我不可能真正读懂这些东西，但是这时的读书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培养了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也培养了钻研深奥文献的耐心和信心；二是粗略地涉猎了哲学学科的大部分领域，为后来的专业学习打下了基础。

到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以后，我们77级同学赶上了好时机，这时聚集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高清海、邹化政、车文博等后来全国知名的学者亲自给我们讲授哲学基础课。他们的授课把我领入了学院化的哲学领域，发生了思维方式的转变。我原来学的一些半生不熟的哲学，是大众化的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哲学，用“文革”的术语说，是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哲学。由于种种历史的机缘，我校哲学系在全国最早突破了这种政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几位老师的授课为我们展示了学院化哲学的深奥、纯净和魅力。从“文革”走出来的我们，仍关心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注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关注着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等等。但新的理论兴趣、新的思考方式逐渐地主宰了我的学习生活，这就是对纯粹哲学的兴趣和从哲学自身思考哲学的思维方式。

师生情谊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师从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那么在您的学习生涯中，您的恩师高清海先生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孙利天：高老师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最深的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他坚持真理的勇气。我曾经评价高老师为政治哲学家，这和现在做政治哲学研究意义的政治哲学家不一样，高老师并没有专门去做学科化的政治哲学，但是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切，使他的哲学思想总是和中国的政治命运政治前途密切相关。无论是从50年代开始对原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批评，还是80年代初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一直到90年代初所做的哲学观念变革，以至晚年他提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高老师始终把他的哲学思考和中国的前途命运密切的交织在一起。高老师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我曾经评价高老师是他自己时代的思想英雄，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对于中国的哲学研究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是一个榜样，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说它是“政治正确”的前提。

 

（师生相聚，读书座谈）

第二点就是高老师的学术风格。去掉枝节之论，牢牢地抓住一两个根本问题，长期坚持深入研究，争取获得原创性的重大突破。这是高老师的学术风格，也是他的学术特点。哲学问题纷繁复杂，在一个复杂的问题丛中捕捉住那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去掉枝节之论，抓住这些重大的根本问题长期不懈地坚持研究，就有可能获得重大的原创性的突破。这也回应了海德格尔的说法，“一个哲学家一生只能研究一个哲学问题。”而一个问题如果是根本问题，就是所有问题。所以从高老师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变革，到他的类哲学，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都可以看做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在这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上高老师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所以我认为高老师是20世纪，不仅在中国，在当代世界也应有自己重要位置的哲学家。学习高老师的学术风格、学术典范，逐渐地去聚焦去形成自己的最根本的哲学问题，这也是高老师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最深的方面。

 

 （孙利天同高清海教授一起进行学术探索）

 

学术探索

记者：孙正聿教授对您的哲学研究有六个字的评价“深刻、厚重、优雅”，您是怎么做到这六个字的？

孙利天：孙正聿老师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对我的评价是过誉之词。

哲学研究的深刻，最主要体现在对哲学史，特别是古典哲学的训练。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形式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它表现为一种思辨辩证法的深刻。达到深刻需要两个层次的工作，一个是需要思想的穿透力。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生活表象中，在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中去洞察捕捉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这需要思想的穿透力，而这种思想的穿透力就要求第二点——即获得一种概念或者理念的哲学表达。捕捉到一些最深层的问题，用哲学的理念或概念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要做到哲学研究的深刻，按照我的学术经验，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

 

（孙利天与孙正聿教授一同参加于希腊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

至于厚重，当然要靠哲学的滋养、哲学史的积淀和自己的哲学积累。孙正聿老师过去强调文献积累、思想积累、生活积累，这里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多读书。用古人的话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要使得自己的观点、意见、议论有一些道理，可能需要丰厚的哲学文献，哲学思想的支撑。我自己很难谈上厚重，只能说哲学的兴趣比较广泛。对西方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包括对中国古代文化，都有一些阅读。另一个原因可能和我在马列部工作二十年有关，在马列部工作要接触哲学之外的经济学、政治学等很多学科，对这些学科我有一些浏览。正是由于这些广博的兴趣，多多少少使自己的有些看法能够论证得相对比较坚实。

 

（孙利天在学术研讨会议上发言）

谈到优雅，优雅应该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的追求，而达到优雅最重要的是文学、艺术的训练。如果对一些经典优秀的文化作品能有一些深层次的阅读经历，那么它肯定会起到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变化气质、陶冶性情的作用，可能会使自己的行文多少能有一些诗意的表达。优雅的实质是自律和节制，思想的论证和情感表达需要文字的节制和简约，说到恰到好处。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记者：您获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您的著作中入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文库的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这大致反映出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轨迹，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您专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研究领域？

孙利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比较关注的研究方向，在《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这本论文集中，收录了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的一篇论文，这个论文的题目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这是当时我们上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的课程考核时的一篇作业。从这篇文章算起，我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已经三十多年，近些年来，我更关注中西马会通的话题。关于这个研究课题新华文摘转载了我多篇相关的文章（《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哲学的人性自觉及其意义》《多元基础主义的哲学观》《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体自觉》等），力求从中西马会通的问题基础、本体论基础、人性基础，方法论基础有比较系统的思考。

谁也不能做到中西马会通，准确地说应该是利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聚焦于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西马会通的真实意义。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研究方向。在这样一个道路上的研究现在最难的是吴晓明老师提出的问题：如何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范畴化、理论化。如何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用哲学范畴和哲学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不能为人类文明展示出新的形态的可能性，这种文明新形态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理论或者说新的创新性的哲学理念加以表达，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研究实质内容。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

寄语和建议

记者：吉林大学哲学专业的特色是重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您看来，从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具备哪些素质或者侧重哪些方面？

孙利天：二十世纪世界上有几支著名的学术团队，比如哲学方面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奥地利的维也纳小组，史学的法国年鉴学派，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这是20世纪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派，从他们团队的成功经验中我总结出最重要的三点：一是要有先进的稳定的研究纲领；二是有鲜明的研究特色；三是有几代人连续工作。这样才能取得大批量、高层次、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我们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具有两个较好的基础，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理念创新”这一研究方向为例，这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验的理念化。这个中国经验可以是非常宽泛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验里也积淀着几千年的文明传统的中国经验。举个例子，我过去讲中国经济起飞既有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也有农民工的作用，中国的高楼大厦都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农民工的这种经济行为，仍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和我同龄的老一代农民工之所以离开家乡艰苦劳作，实际上就是为了家庭、为了子女有更体面的生活，老一代农民工以中国传统的对家庭的责任感支撑着他艰苦的劳作。这里是想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密切相关。如何把这样的中国经验理念化，上升为表达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我们能否突破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决定我们能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关键所在。而这需要我们青年一代学者作出更多努力。

记者：都说哲学是一门“聪明学”，是不是学好了哲学就能成为聪明人，您对广大学习“聪明学”的青年学者有什么建议和期许吗？

孙利天：最近在微信中看到英国的一个实验，小学生学过哲学后，数学及读写能力有显著提高。官方数据也显示，哲学专业大学生的GRE等美国研究生入学标准化考试成绩也较其他专业学生的要高。实验证明，哲学是“聪明药”。哲学怎么就让人聪明？实际上道理很明显，关键就是能不能按照哲学本性去进行哲学教育。哲学本性就是追根究底的思考，有人把它说成是"不断问为什么"这样一种思想探索。追根究底和“不断问为什么”要求思想的一种批判考察，只有在这种思想批判的考察中才能提出问题，进行哲学论证。所以哲学作为追根究底的思考，用笛卡尔的说法就是“我可以怀疑一切”的这种批判性哲学思考。怀疑、批判终究是要有理由，所以要给出理由，给出理由就是要做出论证，而这样的一个思想训练过程当然会使人变得聪明，在这个意义上，符合哲学本性的教育，就是一剂“聪明药”。经过一番真实的哲学训练，无论是对自然科学思维，对人文、社会的思维都能起到启迪智慧的作用，看其他知识可能会有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感觉。这是说哲学教育会让人聪明，但是这里的哲学教育必须符合哲学的本性，要是教条主义的死记硬背，把哲学当成现成知识灌输和记忆，这样的哲学教育起不到让人聪明的作用。 

 （孙利天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

作为职业哲学工作者，不能满足于哲学思维训练获得的聪明和智慧。黑格尔曾表示要把爱智慧的哲学变成智慧本身，变成具体普遍的真理。前不久，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哲学理论如何落到实处》，在文中我讲了三条来落实，一是达到具体普遍的真理，按照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哲学落实为一个具体普遍的道理，这种具体普遍最后可能会既有逻辑的征服力，也可能达到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直观的明证性；第二个落实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落实，落实到“修齐治平之学”，落实到你的日常生活真实的自我修养。最后就是马克思改造世界的落实，捕捉一个问题，创新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哲学理论作为内在于实践的精神力量，就能真的改变世界。

我到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已四十多年了，感谢哲学给予我的许多思想的快乐，我愿永远做哲学的学生。我和孙正聿教授聊天，试想我们能否以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做事，以儒家的德性精神待人，以道家的自然逍遥精神对己，这虽然有些分裂难以统一，更难实至，却可心向往之。

 

（来源 ：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反思与奠基”微信公众号）